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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聂荣臻精神之我见

时间:2011-7-16 21:36:14 点击:

  核心提示:知道我国有“聂荣臻研究会”以及相关的架构、目的,多亏了重庆的聂坤华先生,老兄与我虽未谋面,但已电话联系多年,对彼此人品均有所了解。根据我的意愿和他的力举,我就加入“聂荣臻研究会”一事,收到了申请表格。...

    知道我国有“聂荣臻研究会”以及相关的架构、目的,多亏了重庆的聂坤华先生,老兄与我虽未谋面,但已电话联系多年,对彼此人品均有所了解。根据我的意愿和他的力举,我就加入“聂荣臻研究会”一事,收到了申请表格。
    为更多地了解研究会的概况,我又到网上进行了搜索,感觉到大家都在努力,研究也已经取得成绩,但如果以“大力弘扬”聂帅精神为目的,则感到按照研究会的现行设计运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就扩大聂荣臻研究会的研究范畴与大力弘扬“荣臻精神”,特提出系列还不够成熟的想法,敬请研究会的同志和聂帅亲属,给予批评指正。
    一、聂荣臻精神大有研究价值
    我注意到,聂荣臻研究会目前对聂帅的研究主要是以职业和职务为线条的,这就有较大的局限性,甚至有“贬低”聂帅思想价值的负面影响。如聂帅的军事思想和科技思想,就只能面向军队或国防工业传播。如果是以职业和职务的显赫性来主导思想的研究和传播,那甚至是一种短期行为,久而久之,随着领导人员的不断更替,就有可能被搁置。所谓的“负面影响”,就是说,如果把聂帅思想定位在军事和科技两领域,就会把聂帅贬低到“一界武夫”的低端。
   笔者认为,聂荣臻精神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辉煌、最完美的思想。理由有二。一是聂荣臻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思想本身是不够完美的,只是在吸收包括聂荣臻精神在内的“集体智慧”之后,才得以升华的;二是聂荣臻精神具有完美性。聂帅一生走来都是受到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崇敬的,基本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起大落。这说明什么?按常规只有两点,要么就是没有思想的“老好人”,但这在政治高层应该是不存在的;要么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博大,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显然,聂荣臻属于后者。
   于是,这就给我们研究会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学术定位,那就是,我们要从单纯的或只注重研究聂荣臻的军事与科技思想这一狭隘的空间,拓宽到研究聂荣臻一生如何处世为人的“聂荣臻精神”上来。军事和科技思想都是关于如何做事的,只有对身处军事和科技岗位的人,才有吸收其营养的价值。如果研究聂帅一生是如何做人的?这既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而加以提炼,其精神便能够用来指导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修养。
所以,我们的聂帅研究会要广泛收集聂帅一生的故事,并从故事中提炼其精神。这不一定要长篇巨著,而应该是通俗易懂的、简短的、警语式的格言集成。也就是说,聂帅精神要提炼得像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那样,受到人民自觉地喜爱与尊崇。这也可以解释为,聂荣臻精神就是用伟大的、先进的共产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儒家学说,使之造福于党、国家和人民,成为千古不朽的文化与文明。
聂荣臻一生有很多能揭示他老人格魅力的故事,而且有很多还散落于民间,亟待收集和发掘、提炼。
    我才40多岁,聂帅虽然离我很远,但有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感觉这位伟人始终离人们很近。上世纪在我家就发生了一小故事。我祖父名叫聂汉安的哥哥曾任国民党唐生智将军的秘书什么的,1927年时随唐去了日本,后音讯全无。至70年代,祖父拿着一张印有聂帅照片的报纸,硬说这就是他哥,湖南衡阳老家的亲朋和邻里也都说“就是的”。于是,父亲便给聂帅写信打探。后来,聂帅办公室回了信,表明不认识聂汉安其人,但承诺帮助打探,有消息再告知。现在想来,这封回信就体现了聂帅的为人,工作这么忙碌,完全可以不理睬的,或者客套应付几句,但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亲民”形象。这封信在政治动荡的岁月,还对我家起到了保护作用。我家是破落的书香门第,后虽是贫下中农,但据前年仙逝的祖母生前介绍,那时每家每户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等,都是限量的,唯我祖父每每违规“超指标”,后来有人告到区公所去了,区里就表示  万   一是聂帅的亲属,说不定哪天回家乡,看到家境太窝囊不好,最终也就没有追究。
    另外还有两个故事。10年前,我去湖南衡山聂族,幼年在上海恒丰纱厂打工的100岁老人聂豪光先生说到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乐善好施的故事时,说聂帅当时与李维汉等一批去欧洲的留学生,曾找聂云台募集资金。聂云台在与聂帅交谈后慷慨解囊,并大赞聂荣臻“这位家门志在天下,日后必影响中国”。可见聂荣臻的追求与人格魅力,早在其青少年时期就已经确立。另一事,我曾去湖南常宁聂家,这里也有一人记着聂帅的好处,说的是其祖上从云南贩运什么商品,数量巨大,当行至广西境内时,被当地军阀给扣了,后此人万般无奈跑去广州黄埔军校找到聂帅,聂帅与这位家门素昧平生,但他还是写了介绍信并安排手下的某人一同去了一趟广西,硬把货要了回来,避免了巨额亏损。
    象以上这样散落民间的故事,如果收集后加以整理,是能够提炼一部完整的聂荣臻哲学的。扩大对聂帅的研究面,也有利吸收更多喜好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参与。如果局限于军事与科技领域来研究聂帅,则这方面的“外行”就被拒在了研究会门外。然而,扩大到人学的研究,则等于研究会向一切哲学家、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敞开了大门。



    二、建议以聂氏家族为基地全面宣贯聂荣臻精神
    对聂帅的研究是必定会出成果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有了成果如何来推广?如何样把聂荣臻精神发扬光大?这是研究会不得不思考和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有了成果如得不到有效的推广,那研究等于是做无用功。2000多年前,孔子为了推广其成果,便培育了3000弟子,最终走出了72贤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船山先生为推广其“如何样做清官”的研究成果,通过其门生连续近200年在衡阳开办“船山书院”。最终使王船山故居方圆50公里受到深刻影响,老师、父母和身边亲友的诱导就是要“读书做官”, 以至这里的人们至今最崇尚的职业就是做官。比如,这里乡村厅屋的祖宗堂至今挂出的对联仍千篇一律地写着:“守祖宗一脉真传曰勤曰俭,教子孙两条正道惟耕惟读。”浓厚的做官、做好官意识,使这一区间走出了一大批清廉的志存高远的政治家。除曾国藩时代从湘军崛起的一大批官吏和毛泽东时代崛起的一大批领导外,尔后自然崛起的则有胡耀邦、朱镕基、贺国强等,至今连台湾的马英九、刘兆玄、宋楚瑜等,也是根在此地。可以肯定,随着受教育的环境愈来愈好,从这里走出去的影响整个华人区的高官会越来越多。笔者曾初略一数,王船山故居方圆20里就有处级以上领导者1000余人,几乎每一栋屋场都有科级领导,有些同一栋屋场还出了领导者多人。
    上述例子表明,推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推广聂荣臻研究会的成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军队和国防工业界对聂帅有深厚的感情,不管是否有政治力的作用,对这两个领域的推广都非难事。然而,要向全国推广聂荣臻精神,如果不创新思路,依靠任何个人或者目前的研究会集体,都是难以实现的。
可以肯定,党中央对在全国推广先进的“聂荣臻精神”是会持支持态度的,但不大可能发出号召或行政命令来直接推动。因为党中央目前仍是按职位高低来办事的,聂荣臻精神再好、再完美,他毕竟在同时代领导层中没有居于最高领袖地位,与他同样显赫或者比他职位更高的,大有人在。中央如果直接推动,那接下来会有很多出任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人,会编出大量思想文宪来争取推广。这样以来,就有可能“以思想建设”为名,出现研究工作泛滥的尴尬局面。
    所以,在聂荣臻精神必须推广而又不能寄希望于中央来推广的情况下,我们研究会如何作为?笔者认为应该迅速以聂氏家族为基地来加以推广。
    把聂帅精神植入聂氏家族,应该说这也是“天作之合”的美事。我们聂氏家族在全国各个省都有群居支脉,她与中国其他姓氏家族不同,经过20年的持续推进,现基本上全球联网了。我们并且已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了“中华聂族宗亲协会”和“中华聂氏集团(国际)经贸投资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受到越南中央领导的邀请,正拟投资开采该国的一处煤矿再销往国内。
    此外,聂氏家族还有很多与中国过去的家族不同的地方,突出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们本着“弘扬传统美德,去除封建糟粕”的原则,对旧家族进行了既克服又保留的改造。主要是管理上,旧家族由族长专制统治,而我们的新家族则把民主管理植入了聂族各脉。我们的做法是仿效日本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做法,通过户主会议选出“聂族代表大会”代表,然后由代表大会选出“常务代表会”,接下来由常务代表会提名,再由代表大会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聂族理事会”理事长,同时,从最高辈份中选出职务终身制但不参与管理家族事务的名誉理事长1人。理事会和代表会每4年一次换届。家族实行“三权鼎立”的相互制约和监督。经过湖南5万人口的双厚聂族的实践证明,改造后的新家族,已经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聂族提出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目标任务。旧家族是没有经济发展诉求的,新家族则正成为帮助人民发展经济的关键要素。比如,偏远农村的发展迫切需要外来技术和投资,但外界资源如何才会自愿进来?靠乡和县政府是难以成事的。但双厚聂族的实践证明,家族通过弘扬“根文化”,对农村的招商引资有重要促进作用。寻根拉近感情,感情决定行动,最终,文化力也就转变成了生产力。可喜的事,聂族周边邻姓不仅认可聂族的改造方式,而且还纷纷取经、仿效起来。
    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家族是思想理论承前启后的最佳载体。孔孟儒家学说之所以历2000多年而经久不衰并能够被后来人再发展,关键是抓住了家族这一载体。除此而外,不管如何好的理论,如果不被家族所接受和传播,就等于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民间和民族,最终都会被遗忘。比如,文革之前是家家背颂《毛主席语录》,就是想把毛泽东思想根植民间,尽管这一做法后来被否定,但它确实“武装”了一代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发言时能够引用毛主席语录,其素质和觉悟就让人感觉不一样。如今,不时兴讲领袖语录了,人与人之间粗俗的语言就多了,特别是遇上矛盾,不是通娘一顿,就是拳脚相向。其实,伟人的思想是永远要安排学习的,所以,现在都安排党校来担负教授任务。但可以肯定,党校的传播力不可能超过家族。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家长和家族都自觉地充当了免费教员,而且覆盖了全部的适合受教育者及所有新生代。
    把聂荣臻精神植入聂氏家族,也要解放思想,进而大胆实践。其中有四点值得研究会的领导和聂帅亲属增强信心:一是把聂荣臻精神植入聂族,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研究会手中,以研究会领导都是我国政治家出身的优势,能够确保植入工作永远不会偏离党中央的政治方向;二是聂荣臻精神本身是一种先进文化,把她植入聂族,实际上是帮中国共产党在“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中国家族通过聂帅研究会的引导,进而按照与党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方向健康运行,那最终是在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三是为党中央广开“言路”。目前,少数基层官员之所以敢于胆大妄为,主要是“民情上达”的信息渠道不畅,加之人民群众没有组织性,使得“群众监督”乏力。然而,聂帅研究会以聂族为基地后,地方基层官员的妄为行为便会极大地收敛。因为研究会可以直接地将与民争利的丑陋现象及违背规律瞎指挥的愚蠢施政,直接反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并得到快速挽救和治理;四是聂帅精神植入聂族是在广泛落实科学发展观。可怜中国农村的父母们,他们含辛茹苦把子女培养成才,但人才们“跳出农门”后,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不再回到农村。聂帅研究会以农村为基地,则能够把徙居外地或外国的离退休精英吸引回故乡去长居,这无异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聚人才,进而形成庞大的智力支持。
    聂荣臻精神确定在聂氏家族传播后,其方式是多样的。主要的应该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通过聂族理事会推动,把聂荣臻精神写进聂氏族谱;二是要放进聂氏宗祠。也可以改祠堂为荣臻文化宫或荣臻农技培训中心;三是要推动建设“聂荣臻希望学校”,把聂荣臻精神演变成校训。这样也就达到了“以聂为点,覆盖邻姓”的目的。
    以聂族为点,传播工作实际上是覆盖了全国的。据国家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聂族人口130多万。但实际比这个数值要翻1倍多。理由是,普查所统计的聂姓人口没有包括聂族媳妇和聂族女婿与外孙辈。所以,从家族学角度计算,聂族的总人口应该在400万以上(还有海外移民)。这400万人口按照在中国境内的自然分布情况,以每个点影响方圆50公里的区间来计算,可以说除西藏外,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基本上可全部拉动。
毛泽东同志说过“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对聂荣臻精神的弘扬也是如此,我们从农村抓起,成本也很低,而继承聂荣臻精神的聂族区农村的新生代,从少励志,也必定大有出息,最终相当一部分人会到城市定居,也就使聂荣臻精神传播到了城市,甚至走出国门。
     三、聂荣臻研究应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
    时下有许多所谓的研究会实质只是凝聚一批离退休官员和专家学者,来展开文字编纂工作,最终使研究工作落入了为研究而研究的桎梏,没有活力。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甚至简单地把研究成果的推广变成了推销书籍等制品,没能真正地把精神渗透到人的思想。有些研究由于不是着眼长远的与时俱进的战略行为,使研究工作后继乏人缺乏更新,以致好的成果随时间的流逝而过时。这一现象在某些名家名人的研究上普遍存在,甚至包括对某些无产阶级导师的研究。
    所以,我们对聂荣臻元帅的研究,就要跳出传统“怪圈”,推行与时代同步的、发展的、战略性的研究,进而使聂帅精神永远成为中华儿女的行动指南。我们对聂帅精神的研究,既要思考成果的推广问题,又要为这项工作长期的不间断进行培植生命力。
    研究工作的生命力除了本身的学术思想鲜活、先进外,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它本身拥有的研究与推广所必须的经费,以及它要营造有利于被灌输对象全面发展的宏大的宽松环境。所以,研究会的工作不是单纯的只开展专家学者们的智力行动,而是一项整合资源,包括释放和发展研究活力的各项工作的总和,是一项系统工程。就聂荣臻研究会而言,则应该定位为有利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系统工程。
    一言蔽之,就是说,聂荣臻研究会要积极地推进一系列经济活动,而不应该与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割裂开来搞研究。因为聂荣臻研究会如果按笔者的构想来扩大研究,面向广阔的农村社会并进而向城市推广,要建立一批“荣臻希望学校”等,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同时,聂荣臻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精神是有利于人们的发展的,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就应该优先体现在经济的推力上。应该说,在新的市场经济下,带领或帮助人们发展经济,实现富国强民,本身就是聂荣臻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聂荣臻研究会的经济活动是高品位的,并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笔者认为,聂荣臻研究会应该信守以下几方面原则。一是研究会本身不从事任何形式的经济赢利活动;二是研究会经过考察,选定一二几家公司,然后支持其发展。这些公司完全是独立法人,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被研究会选准了的企业,研究会只为它的发展起整合资源、争取扶持政策等作用;三是各企业完全自愿,每年提取少量利润注入“聂荣臻研究基金”;四是“聂荣臻研究基金”除用于研究会经费开支和培养优秀青年学子完成学业外,另一部分比较银行利率,借贷扶持聂族及其邻姓的个人创业,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
    聂荣臻研究会要扶持的企业,应该是拳头产品既有科技含量又环保的经济实体,特别要有鲜明的开发农村资源、服务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第三产业特征。比如,科技种养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农村休闲经济等,坚决拒绝各种买空卖空的“官倒”、“私倒”行为。此外,聂帅研究会所扶持的经济体,还应具有跨国发展的战略任务。我们可以整合海内外华人的资源,帮助组成企业集团走出去赚外国人的钱。总之。我们的行动要 经得起党、政府、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接触面扩大了,如何做好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文章,也可以列为聂荣臻研究会的新课题。即用聂帅的精神和思想来研究解决当今和未来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四、正确认识改造和发展中国家族的伟大意义
   提到中国家族,由于它本身确有封建糟粕,加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持的全盘否定态度,以致后来中国的老一辈不敢提及家族,进而年青一代也就不知家族为何物?
    家族是有着天然血缘联系、严格的辈份等级,并继承传播儒家文化的群居群体,她是构成民族的细胞。笔者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家族,并直接推动了聂族的联合,提出了一系列改造家族与发展经济的主张,改造后的聂族也正发挥着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相一致的重大作用。就家族的改造问题,笔者于2005年撰写了论文《对家族活动健康运行的思考》,并被评为当年中共中央党校系统优秀论文。我的结论是:通过民主化改造的中国家族,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所说的改造是指在家族推行民主管理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族的民主管理如前所述,就是由族胞普选出“家族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差额选举出“家族理事会”,然后从最高辈份中选出一位最德高望重者出任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是家族的象征,职务终身制但没有管理家族事务的权力,他只围绕国家、家族和同胞的利益,在同胞个人、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之间发挥协调关系的作用;代表大会负责审议理事会的决策并监督其运行;理事会负责管理家族事务。
     家族经过改造后,对中国和民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方面改造家族相当于帮农民建立了农会组织。西方国家都建有农会,显然,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要适应市场经济,也迫切需要有农民协会性的组织。农民现不管是否是种田能手都平均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格局,是不科学的。农民只有组成整体,才能够科学规划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放手推进科学种田,才能拓宽农产品的销售市场。这种整体的扮演者不可能由乡村党和政府来包办。但如果另外成立,那不如家族的作用大、涵盖面广。因为其它形式的组织都有地域性限制,而家族没有县界、省界甚至国界的制约。
    二方面家族能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社会和谐。家族调解矛盾的职能已经坚持了几千年;家族只要发挥影响力,各地的道德操守必然加强,家族通过教化与谴责,能够遏制违法犯罪;家族还因为民众齐心,过去的村匪路霸现都不敢胡作非为。
    三方面是家族通过弘扬“根文化”,能够加速农村的对外开放并直接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比如,招商引资在政府的引导与配合下变得很活跃;每年的传统祭祖活动能够凝聚人心,同时拉动乡村旅游与休闲经济;可以发动同胞支持敬老扶贫、抗险救灾、希望工程等“献爱心”活动。
    四方面是家族能增强人们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家族越活跃,海内外华人的爱国情怀就会越浓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更易推进。中国儒家文化的许多丰富内容是从学校学不到的,而是靠家族的共同思维和行动习惯潜移默化去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许多精华的东西,没有家族就可能早已消忘。比如,如果陈氏家族很活跃,大陆与台湾的陈氏必将融为一体,那陈水扁也就不敢说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糊话。
    五方面是家族能够在经济上发挥保护民族工业的积极作用。家族人口众多,人们每年的消费加在一起,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细细想来,如果家族以户为单位,登记具体的商品需求量,然后集中实行“家族采购”,则可以很快舞活经济之棋。同一商品,现在从厂家到消费者,历经多次加价,但如果家族直接从厂家进货,甩掉中间的各道批发商,则每家每户要省很多钱,并且质量更有保障;家族采购可以通过开标竞价来实现。这样,家族也就无形中决定了商家的命运,甚至迫使商家“讨好”于家族,进而很轻松地带动劳务和商品输出。我买了你大半产量的产品,我给你输送工人或在端午节、中秋节销售皮蛋、月饼等,你能说“不”?
以市场作为交换条件,还可向“珠三角”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家族。
    家族采购的活跃和成熟,能对进口商品形成非政府行为的“贸易壁垒”。家族这方面的宣传可以不张扬地传达到每位同胞,并且大宗商品的采购,家族可直接抛开洋货。所以,WTO也无法怪罪中国。但是,中国的商品又无条件挺进国外,因为外国没有能直接操控消费者购买行动的家族,政府又不敢设置贸易壁垒。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因为家族这一看不见的故意“壁垒”而处处占据主动权。
    六方面是家族能够解决庞大的城市人口就业难题。农业通常被定为第一产业,工业定为第二产业,凡为农业和工业服务的则统称为第三产业。现在,随着科技升级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一二产业的就业压缩是很自然的,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产业角度看,中国之大人们的就业应该不是问题,因为为一二产业服务的空间太大了。笔者认为,目前的就业困难应不是无事可为,而是方向问题。中央喊了多年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现在我们的第三产业仍多服务城市,而很少有服务农村的。“农村是广阔的天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为什么城市人仍懒于去那里谋求“大有作为”?
    究其原因,有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的购买力薄弱、交通不便等硬环境制约,但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的软环境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素质低下,对于外来投资不能意识到是带动自己致富的机遇,相反还当作是送上门来的“唐僧肉”。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也是如此,对外来投资搞乱收费“索、拿、卡、要”,所以,掌握资源或有经济头脑及拥有技术的城市人,一般不敢下乡发展。
    有了家族作后盾,则情况会大不一样。首先是素质再低的农民也不敢妄为,其次是基层干部也不敢乱伸手了。因家族能够寻求比他们职务大得多的人的支持。有了宽松环境,城市人与家族合作可放手发挥自己的智慧,项目则更易成功。乡村同胞在家族的发动下,充满了感情呵护,农民好起来也不得了,闲置的房屋可以免费使用,偶而帮几天忙可以是不付工资的义务劳动。投资人只要亲近同胞,让同胞看到希望就成。
    综上所述,改造后的家族现在还真数不出她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要多渠道向中央反映,不仅要抛开对家族的一切偏见,而且要把家族改造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要对家族和家族工作进行立法规范,要使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国没有家族,儒家文化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儒家文化得不到转承,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个性,最终也就失去了凝聚力。我们不要再以“极左”的眼光来看家族,不要因为其它组织的不可放任性而担心家族的强大与形成气候,也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要改造和发展家族,还有以下的系列理由:
首先,我们要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肯定家族是有利也的弊的,有利,我们就要认真分析其利在何处?然后存利去弊。所以,全盘否认家族的思想是应该被否定的。此外,今天的中国是以经济为中心,政治挂帅的时代不再复返,只要对政治无害、对经济有益的组织,就应该给予其生存空间。这也是发展家族所必需的解放思想条件。
    主张对家族实行打压政策,是没有法治意识的表现。因为家族活动在相当长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常态是平和的,成为矛盾和热点只是短暂的个别现象。现在的中国讲究依法治国,那么,家族活动如果没有违法,自然也就无从实施政治打压。但放任家族也不行,因为经过改造的家族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但没有改造的家族就有可能因为地方官员的不当言行,容易受煽动而引发矛盾。所以,与其被动地放任,不如主动地管理。当管理无理由打压时,就应该选择规范它。
    其次,应该清楚的看到,家族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家族关系的是人,而人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中国,人们可以不属于任何政党或社团,但必然要属于一个家族,这是天然的。家族这一传承了至少数十万年的文化有着两大鲜明特点,一是从来没有颠覆政府的先例;二是无法消灭它。任何政治或社团组织,把领导班子消灭了,组织也就瓦解了。家族则不同,取缔了领导班子并不能消灭家族。家族有辈份等级制度,这就注定它能在一夜之间组建组织,因最高辈份者这一天然的、族众也都自愿听令于他的领导者,始终存在。
再次是家族其实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世界的政治模式现只有两种版本:一是西方的政党轮替式民主制度。它的好处是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弊端则是政治争斗耗时耗钱,不利于重大问题的快速决策与抢占先机;二是一党专政制。它的好处是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决策速度也较快,弊端则主要是权力难以监督。然而,让人担忧的是,现前者总是逼后者仿效,而后者总被动地应对演变。
    其实,中共中央是动了脑筋的。如实行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结果虽比一党的“一言堂”要好,但仍很不理想。民主党派现是由共产党高成本养着,由于受共产党领导,所以不敢牺牲自身利益“拼死纳谏”。然而,要改变这一僵局,除非让他们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这也不是办法,因独立的政党必然有执政权的要求,那岂不又“西化”了。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有一个亟待解决的“瓶颈”。
    改造后的家族能够化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矛盾吗?回答是肯定的。共产党只要赋予家族监督各级官员的职责,就可以保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走向完美。理由是:家族的管理者是由其同胞普选的,他必然全心全意对其同胞负责,为其同胞说话,并表现为认真履行对地方官员的监督职能。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生活在民众身边,他们甚至比西方国家的反对党能更全面、深入地监督。值得高兴的是,民主的家族永远也不会成为执政党的反对党,不会有执政权的要求。即家族的理事长不会密谋当“总统”,这是由家族的本质习俗特性与族族间的制约决定的。家族只有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供各级共产党组织挑选和使用的诉求。
    家族参政能够杜绝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因为党中央总书记和总理背后都有自己的家族,他们能够通过家族渠道比省市政府的汇报,更快捷地了解全方位的未加工信息和民众的诉求,有利对存在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做出应急反应。应该说,家族实际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可靠的喉舌与耳目。这次四川大地震,如果有家族起作用,应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因当地胡氏家族会把各种预兆直接报告胡锦涛同志,总书记半小时内就可以听到专家的评判,而下达撤人命令。须知,只要有提前10分钟的预警,就可以从危地跑出很多人。
     家族的兴起,等于中央在通过省市县乡等实施对全国的纵向管理的同时,实行并加强了横向领导。纵向是贯彻执行决策,横向则遏止滥用权力。如此,则中国共产党想不伟大、光荣、正确都难。可以说,建立共产党与家族互动的“东方民主”政治体制后,一切在野的政党都可以取缔了,或者因为作用越来越有限而自然消亡。退一步想,就是按照“西式民主”的多党选举,只要家族站在共产党一边,则执政权必然由共产党连选连任,因为拥有了家族就拥有了人民,就拥有了选票。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这次之所以能在竞选中获胜,不是说这是家族的作用,但它是拥有了人民的结果。
    以上只是改造中国家族必立即彰显的现实意义,改造后的家族其实对构建和谐社会与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长远而伟大的战略意义。前者是指在农村由相邻的家族理事会共同以“契约”形式,组建“和谐乡村执行委员会”,并按照联合国的模式运作,则各姓氏迅速结成互帮互助关系,乡村的矛盾必加速化解。后者是指鼓励家族与海外华人互动,并到国外组建家族组织,通过输出人员,运用教化与婚姻等手段,向非华族群传播家族文化。
    我们应该象上世纪初的西方传教士那样,发挥好“孔子学院”等平台,在教会外国人学习中文中,鼓励和帮助他们出汉姓与汉名、定辈份、修家谱等,并向他们宣传中国家族文化的伟大之处,进而灌输一党政治下的家族民主这一“东方政治模式”。中华文化,特别是家族文化是极具吸引力的,当外国人吸收了,也就必然同化或者称之为被融合。婚姻则是一种直接同化手段。这突出的是日韩和中南半岛等汉化不完全的区域,要先行一步。
    中华文化是不信鬼神的先进唯物文化,加之华人有显著的人口优势,只要我们内部定好方向,我们就必定能在西方各国占据主导地位。那时,中华文化不仅通过竞选轻而易举地夺取各国的执政权,而且可以中止各国的“西式民主”,而实行“东方民主”的政治体制。只要中央政府和各家族共同努力并持续推进,中华文化必“不战而屈人之国”,而那时的世界大同,也就是在实践共产党所追求的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的聂荣臻研究会只要解放思想,到平民中去研究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并运用远见卓识和科学发展观来加以解决,我们的聂荣臻研究会就必定大有可为。“聂荣臻精神”也就真正成了扎根于民族土壤的新的“儒家学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随之光大。


                 2008年8月30日于湖南衡阳

作者:聂斐斌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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